卢素芬在2014年“衡山仰止——吴门画派之文徵明”特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

日期:2022-03-23

作者:卢素芬 台湾东吴大学


苏州博物馆于2012年正式启动“明四家”系列学术展览,首展为“石田大穰——吴门画派之沈周”。而此次文徵明(1470-1559)特展则是一项更具规模的展览,将海内外收藏的70余件精品汇集至文徵明的出生地,在展示空间上,增加了近一倍。参展的22家文博机构: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南京博物院、辽宁省博物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、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和檀香山艺术馆等。此展不仅涵盖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、枯木竹石等不同绘画题材以及篆、隶、楷、草、行等不同书体作品,更是全面展示了文徵明书画风格的主要历程,规格之高、代表性之强,可谓千载难逢。


同时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,汇集来自海内外研究者的论文30余篇,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、上海博物馆单国霖及凌利中等先生先后担任学术主持。依风格流派、专题研究、个案研究三方面,对文徵明生平及其作品的真伪,文徵明的师承、仿古源流、延续传播等问题进行探讨,在题材上也囊括了山水、兰竹、人物、书法等,完整呈现此吴门巨擘的全貌。此次研讨会有不少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,使文徵明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丰富,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徵明及其作品,提供了重要的依据,确是吴派研究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。


《雅债》的质疑


近年出版的《雅债─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》是此次研讨会的讨论焦点之一,因书中所形塑的文徵明,与中国学者们心目中的文徵明存在些许的落差。上海博物馆的凌利中在〈文徵明家族的文脉及早期艺术活动〉一文中,开宗明义就说,柯律格(Craig Clunas)所写的文徵明变得他都不认识了!《雅债》中所建构的文徵明是一个营营苟苟,甚至是有点精明与势利的,几乎挑战了历代学者心目中那位敦厚儒雅、胸怀坦荡,主吴门画坛五十余年的长者形象。由于柯律格颠覆了他所理解的文氏宗族历代积淀的精神质量、也颠覆了他所理解的文氏家族特性,因而促成了这篇文氏家族的研究。


凌利中的研究乃是从文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进行溯源,梳理文徵明祖辈如文洪 (1426-1499),(包括家族姻亲夏昶(1388-1470)、吴凯 (1387-1471)等)之前,早已形成并奠定的宗族品格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展很难得地由上博借来一件书法作品《咏文信公事四首》,内容为咏南宋文天祥(1236-1283)事迹,正可为此文作最佳的批注。文徵明的先祖文宝与文天祥是一脉同谱,潜意识里,文天祥对文徵明道德的规范应当有一定的影响。过去对文徵明书画渊源的研究,往往将其父辈,如文林 (1445-1499) 等,作为家族成员从事文艺、拓展人脉的引导者与奠基者,这篇论文则是更有系统的追溯整个文氏家族,对文徵明的硏就很有贡献。


与柯律格看法之分岐的,还有中央美院的杜鹃,在其〈王世贞与文徵明─书画交游与鉴藏研究〉一文中,也对柯律格提出反驳。柯律格认为王世贞(1526-1590)的《文先生传》与一般死后立即发布的讣文内容并无太大不同,而且显然特别参考了黄佐的墓志铭,但对于铭文中表明文徵明性格的三则轶事则做了一些更动,最终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它们原来的含义。然而,杜鹃认为柯律格的误解,在于他可能忽视了王世贞的史学家身份,而且对中国古代文人写作的语境(context)的理解也有偏差。杜鹃又说,柯律格所忽视的是王世贞所作《文先生传》的资料来源,事实上,《文先生传》是与先生之子彭及孙元发所共同撰次。因而,王世贞对文徵明的了解与认识,绝对是远远超出柯律格的想象,《雅债》一书中对《文先生传》的质疑,是不能成立的。


吴派源流的探索


中国美院的任道斌以〈文徵明与元人书画〉为题,点出文徵明是明代复兴文人画的重要人物。文徵明崇仰元代文人书画家,对赵孟頫(1254-1322)尤为钦佩,可见这两位大师之传承关系的作品很多,此次参展的广东省博物馆藏品〈老子像〉即为一例(图1)。任道斌的发言,从文献与画迹考察双管齐下,既明了文徵明的艺术渊源,又揭示了文氏改变宫廷院体与浙派占艺坛主流的风气、恢复与弘扬文人画地位中的历史作用。


接着,远从美国而至,耶鲁大学美术馆江文苇(David Ake Sensabaugh)以其多年钻研元代顾阿瑛「玉山雅集」的深厚基础,发表〈探讨吴趣:文徵明与元代文人遗风〉一文。文中提及14世纪中叶,是中国文人生活形式发展的重要时刻,绘画变成了文人定义其生活的一种方式。15、16世纪早期,杨维祯(1296-1370)、顾阿瑛等人已然成为苏州精英人士效仿的典范。文中不仅探讨元代文人遗风在吴地的延续、更进一步说明文徵明是如何跳出传统框架,并以绘画形式重塑了吴地文人的生活。在此次展件中有《小楷铁崖诸公花游倡和诗》(江西省博物馆藏)(图2)或《石湖 横塘》图页(北京故宫藏),即可见证江氏所言。


来自世界各角落的学者,齐来追溯其源。对台北故宫藏品极其熟稔的王耀庭,则以故宫所藏的〈江南春图〉作为具体的实例,发表〈江南春图研究〉。他运用图像风格分析,更进一步补充了上述两学者的论述。文中说明此作中「緑树阴阴覆钓船」的图式,在绘画传统中渊源有自,不仅可上溯至吴镇(1280- 1354),〈渔父图〉,甚至还可追溯至更早;而向下延伸,如其弟子陆治(1496-1576)的〈花溪渔隐〉也属此种图式。


最后,在探讨文徵明艺术源流方面,还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,有中央美院的黄小峰〈古意的竞争:文徵明《湘君湘夫人图》再读〉,而这也是研讨会中唯一论及其人物画的文章。虽然这一篇在议程上是归入「个案研究」的范畴,但所提出「古意的竞争」的理念,却揭示了此吴门巨擘在承先启后上的重大意义。黄小峰认为文氏通过参考传世的《洛神赋图》构造出二湘的形象,也借助于对唐宋绘画文献的理解来精心处理画面的细节。这些努力都基于他对「古意」的认识和理解。正是由于当时围绕「古意」产生的种种竞争,才促发了文徵明尝试以新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
兰竹画的热烈讨论


此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,有关文徵明兰竹画多达三篇,因此也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。首先,苏州博物馆的潘文协,以〈聊写胸中逸气-文徵明墨竹研究〉展开论述。文中先考察了文徵明日常闲居的竹下生活,例如此次展出的《人日诗画》,幅中所绘其住处「停云馆」之后,即有一片竹林。又征引了《甫田集》所载的「种竹诗」,说明文徵明是爱竹者。参展作品中,有一件来自吉林博物馆的〈墨竹画〉(图3),颇得自然清新之妙。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件作品所绘是否就是文徵明手植?但此为文徵明墨竹的特点和意趣的代表作,当是毋庸置疑。又说,文徵明所参与设计的「拙政园」,以竹命名就有两处,都可见文人比德于竹之文化传统。


中央美院邵彦接续,再深入探讨〈文徵明竹石幽兰图及其相关问题〉。她认为文徵明是元代以来传统笔法的最后代表,承继赵孟頫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于八法通”之观念。传称文氏作品之竹石图中,画石多“破锋铺毫,辗轧拖动”,并不符合赵、文二人的用笔风格,均非真迹。还可推测作赝者中,文之弟子周天球(1514-1595)、其子文彭(1498-1573)等或皆有份。吴派的硏究在中国书画的硏究史中,是最早被研究的议题之一,但至今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真伪问题。


邵彦最后还以考古文化层受到干扰、文化盗洞来比喻伪作的问题所带给艺术史家颇为庞大的工作。书画鉴定专家王连起,此次研讨会期而未至。但其所提交的论文纲要中,分析了文徵明书画的真伪问题突出的原因,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徵明硏究上困难的症结所在。文中指出这是由以下几点造成的:第一、当时文徵明书画艺术成就高、影响大,其作品的价值诱惑力大,作伪者自然就会多。第二、学其画的人多,除子弟学生外,还有很多人靠伪造其画为生。第三、文氏书画的风格鲜明而又几乎五十年很少有大的面貌变化,作伪起来也相对容易。


虽然真伪之辨要专业始能为之,但赏析作品的优劣,只要诚心与作品展开对话即可。展览中最长的手卷〈漪兰竹石图〉(辽宁博物馆藏)(图4),无疑是展场中最为观者所聚焦的展件之一。在长达1210cm之长卷上,以兰为主,补以竹石、荆棘、巨松。运笔潇洒、墨法清润,读之有着行云流水般,无比的畅快。观此原作,终于明白为何文徵明的墨兰有「文兰」之誉。辽宁省博物馆的张锋,所提出〈文徵明与“文兰”—略论文徵明画兰的笔墨、结构与范式〉,便是对文徵明在兰画上的杰出表现,加以着墨。


风中的笔歌墨舞


前文所提及文徵明的兰画长卷,采取了赵子固(1199-1264)「联幅满卷」的方式来经营画面,充分表现了手卷的形式之美。而折扇则是在卷、轴、册三种固有传统的装裱形式外,加入一种既可两面观看、又便于携带的新形式,此一新形式的发展,更加彰显了深厚书画传统具有的广大的包容性。「舶来品」折扇,虽早在宋代就从日本经高丽传入中国,但至明代才盛行,尤以苏州文人最能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浙江省博物馆赵幼强所发表的〈小品大艺—试论文徵明对书画折扇艺术创作的推动和影响〉与北京故宫李天垠〈扇中文氏风骨—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画扇研究〉,皆以文徵明的书画扇为题。赵幼强认为明代进入书画扇面兴盛期,原因有:一是与当朝皇帝的喜好有关。二是与当时书画界的积极响应有关。而文徵明书画扇数量之多,质量之精,传播之盛,似列为 “吴门四家” 之首(图5)。李天垠紧接着介绍了北京故宫所藏文氏33件画扇,其中涵盖了江南山水、山水人物、高士人物、竹石、史地、花鸟各个题材,也囊括文氏不同时期的风格。李天垠的论文是首度刊布其院藏,为吴派研究增添许多新材料,颇值得学界关注。


兰亭文化的延伸


文徵明是兰亭书法和图像创作的大家,以此为题的作品不仅见之于著录、存世作品亦甚多(图6)。诚如潘文协所说,「其斋号『悟言室』,乃出自《兰亭序》中「悟言一室之内」句」,可见文徵明对历史上兰亭雅集之向往了!北京故宫的单国强〈文徵明《兰亭修禊图》与兰亭文化〉一文中,分别就不同馆藏的三件〈兰亭修禊图〉为例说明,例如北京故宫所藏的〈兰亭修禊图〉,其实是由〈兰亭〉传统图式衍伸出来的「别号图」,这件取之于友人别号「兰亭」而绘制的兰亭图,丰富了「兰亭文化」的内容。


清华大学的邱才桢又以不同的视野,来谈〈曲水流觞的新时空:文徵明兰亭图中的图式与德政指向〉。他说文徵明通过对新型时空关系的创建,以及对以往图像中“羲之观鹅”图式的剔除,强化了“亭中书写者”王羲之的权力。又以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取代雅集者的《兰亭诗》,使众人雅集变为王羲之的个人展演。在文氏的作品中,文图的新型链接,显示了其个人理念的强烈参与,暗示了文徵明的图式动机与政教动机,建立艺术楷模与道德楷模的关联。


吴派的园林画


园林山水无疑是吴门画派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之一,与二三知己于园林、斋馆中相叙,无疑是吴中文人最典型的生活缩影。除了上述由《兰亭修禊图》传统图式所衍伸出来的「别号图」,还有两篇论文也是讨论园林画。苏州大学毛秋瑾,发表了〈文徵明与拙政园——关于两种《拙政园诗画册》的研究〉。文徵明存世的诗作中有多首与拙政园主人王献臣交往唱酬之作。书画著录中也记载有文徵明所绘《拙政园》多件作品。目前还能见到的两种诗画册页,一是收藏地不详的《拙政园诗画册》三十一景(1533年),另一是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八景册页(1551年)。学者们早已指出,《拙政园三十一景诗画册》至少有两张在构图上与沈周《东庄图册》相似,毛秋瑾认为三十一景的书法水平也有所欠缺,但绘画风格属于“细文”一路,两种册页在园林画史上都有重要意义。她还指出了高居翰等人的新著《不朽的林泉——中国古代园林绘画》中对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八景册页的一处误读。


笔者也以〈文徵明《影翠轩》〉为题,将分藏于台北故宫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的三幅〈影翠轩〉,辨其真伪。再从图史的互证,厘清画中主人翁应是吴宽之侄吴奕(1472-1517),而非《吴派画九十年展》图录说明所说「是文徵明的自我写真」。在两岸文化交流频繁的今日,笔者首度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的第三本〈影翠轩〉联系起来,也更加证实并非该书如所言,故宫的两本是「文徵明的一稿两画」。而经由拙文的考证,亦可推测出〈影翠轩图〉,约绘制于1510年前后,大器晚成的文徵明,早期作品为数不多,这幅早期的园林画也就弥足珍贵。台北故宫是吴派研究的发祥地,1970年代所出版的《吴派画九十年展》更是吴派研究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,期以拙文的修订对前辈筚路蓝缕之功,致以最高的敬意。


仕途的坎坷


来自山东博物馆的鲍艳囡发表〈从仕途到归隐-文徵明不同心境的见证〉,文中考释两件其馆藏的书法册页。其中《文氏两世翰墨》实是研究文氏的一手资料,此作为三次辞官原因可靠的史源根据,透过书迹呈现了文徵明这段在京时期不平凡的际遇。从这件比一般习见文氏书作,更为潦草的手迹中,看到「因跌伤右臂不能举动」、「目昏足蹇趋走不前」等辞官理由,三乞始获准还乡,其坎坷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。虽然之前已对文徵明九次乡试皆不售的生平事迹,耳熟能详。对他在京时屈为九品待诏、面对乏味应制文书与险恶官场的那段经历,也不陌生。但心为书画,透过鲍艳囡所示衡山居士的手迹,此刻与大师更为贴近。


吴派的延续与传播


仕途的坎坷在文徵明的人生道路上,其实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。文徵明结束京城的官宦生涯后,他的艺术生命才大大地开展,主宰吴门画坛超过半世纪,桃李满天下。中国国家博物馆朱万章发表〈文徵明弟子梁孜考〉,文中讨论了一件近年广东省博物馆新购藏的一幅梁孜(1509-1573)山水画,此文对衡山居士艺术的延续和传播别具意义,因为梁孜这个名字是过去吴派研究比较陌生的。然而据朱博士的研究,梁孜不仅曾游于文徵明门下,得到文徵明的赞赏,并和当时吴中地区的重要文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。梁孜一生主要的艺术活动,是以“吴中”与“都门”为代表的当时主流文化区域。后来,他返回故乡广东之时,还携带了江南之牡丹,梁孜在故里对牡丹悉心培植,因而枝繁叶茂,鲜花盛开。而由于岭南向无牡丹,所以梁孜对所种之花不服其习性,因而以花粉过敏染疾,后来几经延医,终无药可治。虽然这段学成归乡的故事,最终以悲剧收场,但梁氏对牡丹的移植,也对日后岭南地区的绘画增加了新的题材。


朱万章所论是关于文氏的弟子,而上海博物馆黄朋则以研究其后代子孙为议题,在其〈嘉靖间文人鬻古牟利现象的兴起—以文彭为例〉一文中举出,文彭曾给项元汴(1525 -1590)的尺牍上,写着:「四体千文佳甚,若分作四本,每本可值十两,其文赋因止欠佳,故行笔涩滞耳!虽非佳品,然亦可刻者也。」建议项元汴该如何做生意,将原本一套的作品拆件分售好牟利赚钱。听黄朋说到此,笔者不禁令人想起终其终生孜孜不倦的文徵明,每日清晨起来,必先练习千字文。而其长子文彭日日耳濡目染,见过无数的文徵明千字文手迹,没想到千字文也成了他开发文创商品的灵感了。虽然黄朋所述确实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变迁下,书画市场的活跃与文人的改变。然而文氏后代在书画上,有杰出表现的仍不乏其人,不容忽视。


文氏兄弟改名的原因?


兰竹画的赝品问题,引起热烈讨论,而书法作品的真伪问题同样存在。苏州博物馆的李军发表了〈再论文徵明小楷《落花诗》〉,针对过云楼、虚白斋、棐几轩不同版本《落花诗》加以申论。其研究也再度引发出文徵明早年名字的探讨,到底是文「壁」。还是文「璧」?过去,一般学界都普遍认为文徵明兄弟都以星宿为名,兄文奎、弟文室,故应是文「壁」,而非「璧」。至于,印文又为何写成「璧」?以往也有研究认为在虚白斋所藏的《落花诗》中,文「壁」款为真,而文「璧」印,可能是后人伪造添加。总之,其扑朔迷离、错综复杂的关系,诚如学术主持范景中先生在开场时,就以幽默的口吻说,艺术史研究者的工作就像福尔摩斯侦探离奇的悬案一样。然而,李军不仅藉其《落花诗》的个案研究,再度引发对此两字的讨论,他又提出的问题是,文徵明改名的原因是为了甚么?为什么文徵明兄弟都要改名?颇值得学界再关注。


还会重现人间吗?


我们所能见到的存世作品,其实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保存下来的片段记忆。辽宁省博物馆郭丹发表的〈《佚目》内外的文徵明书画〉非常值得关注,文中提及文徵明作品是在乾隆年间大量进入清宫,最多时达209件,而溥仪以赏赐之外盗出宫的文徵明书画精品达43件。目前《佚目》所见流传于世的有20件,例如展件中的辽博的〈浒溪草堂图卷〉(图7)、北京故宫的〈洛原草堂图〉皆属之。在郭丹所提及的作品中,台湾读者较为熟悉的,当是兰千山馆于寄存台北故宫的〈宋高宗赐岳飞批札〉,这也是曾载入《佚目》的清宫旧藏。不过,下落不明者仍有23件,谁也不知道是否还会重现人间?我们仍寄予期待。


藤友们!后会有期了!


「衡山仰止」着实是一个全方位的展览,除了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研究者共聚一堂进行交流,在教育推广也多所著墨。馆方利用特展的资源,设计了40款文创商品。文创商品在教育推广上与导览手册同具功能,甚至更能深入生活,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,限量发行的文徵明手植紫藤的种子。这株就在苏博馆内的「活国宝」,已历经四五百年的风雨沧桑(图8),此回与会者带着它的种子,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我和朋友们相约,往后email联系时,当附上各自的紫藤近照,我们除了是衡山居士的「粉丝」,也成「藤友」了!(展期2013年11月10日至2014年2月16日,同期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尚有“停云留翰——文徵明之碑刻拓片特展”配合展出)

在线客服
服务热线

服务热线

tel:诚信|合作|共赢

微信咨询
返回顶部